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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歌者

嘎山部落

 
 
 

日志

 
 

  

2008-02-20 12:04:14|  分类: 心灵感悟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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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大约是1947年罢。
伊犁。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确切的说,当时应该叫察布查尔锡伯镇。
一个叫山的小孩,当时应该是两岁。

一场突如其来的瘟疫,或者一种不为人知的疾病,莫名的在镇上流传开来。当时的人,只能称其为“察布查尔病”。这所谓的察布查尔病,迄今,我没有在任何书本里看到它的资料。
极其凄惨。不仅仅是死人那么简单,而是家家都有丧事,天天都有出殡...
镇上的人开始逃亡。
伊犁河在察布查尔有一条分支,我们称之为察布查尔大渠。镇上的人就到河边或更远到乌孙山脚下去居住。
山的家里也没有能够幸免。确切的说,更为凄惨。
山的母亲在三天内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三个儿子在自己的怀里咽气,三天的时间失去了三个亲生的骨肉,这是多么大的打击呵...
后来山长大了以后听老人说,山的母亲彻底崩溃了。其症状就是哭!老人的原话:你妈就像得了神经病一样,不停的哭。做饭的时候做着做着就开始哭,哭够了,火也熄了,再加柴,火还没着呢,又趴到灶台开始哭。一顿饭做很长时间才能做好。
山,就是我的父。

父的三个哥哥去世以后,父的生活开始颠沛流离。
很多不在疫区的人们,甚至很多不认识的人开始接养父。其实好心的人目的很单纯,就是在疫情消失之前,不让父回镇里,不让父回家。
父辗转的在外面过了近两年的寄养生活。

“最后一个接我过去养的是纳达齐牛录的龙大姐。比我大二十多岁罢。我们是平辈,所以叫姐姐。
可苦了这个老姐姐了。那时候我开始有一点点的知道事情,天天又哭又闹的要回家。大姐就这样从早上我睁开眼睛背着我到晚上哄我睡着。就下地干活也背着我。唉,老姐姐现在有八十多了吧。
49年初的时候罢,我的父亲也把房子卖掉然后我们全家都搬到了乌孙山脚下的牧区。那地方有个以前的地主废弃的房子,非常的漂亮。地板、天花板都是木制的。那时候,可能伊宁市都没有这么好的房子。”

父不象是在和自己的儿子说话,更像是在和朋友聊天。说“我父亲”、“我母亲”,而不说你爷爷、你奶奶。
父的眼睛在九二年的时候因中风脑积水压迫视神经而导致失明,到现在在黑暗中已度过了十几个年头。当时我已经在乌鲁木齐,很长时间以后家人才告诉我。
父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却从他无神的眼睛和他的表情里看到一些我说不出来的思绪在蔓延。

“我们搬到山脚下的第二天,我在院子里玩,突然来了很多人。都骑着马,满脸的胡子,穿着羊皮坎肩,从大门口往院子里看。已经失去三个孩子的母亲一把抱起我就往屋里躲,叫我别吭声,说他们会抢走我。
他们当然不会抢我。后来我知道了,这些人就是在牧区里放羊的哈萨克族牧民。他们是来看望新来的朋友的。
第三天的早晨,全家人都在的时候,这些哈萨克人又来了,每匹马的马背上都多了个褡裢,里面装满了煮熟的羊肉、酥油、奶皮等等很多东西。当然,还有酒。
原来,这是朴实、好客的哈萨克人的礼节。
那天,我的父亲醉了。记忆中,好象也看见了我母亲难得的一笑。我想,那是不用再担心我会被抢走的如释重负,还是被这些淳朴的哈族人感动?我没敢问。”

父的父亲精通维吾尔语、哈萨克语、俄语,马也骑的非常好。很快,就和哈族牧民们结交了深厚的友情。父的父亲白天帮牧民一起放羊,晚上则一起唱歌、喝酒、弹冬不拉。
父的父亲生性豪爽,牧民也非常喜欢父的父亲。后来,有一位哈族牧民还和父的父亲认了兄弟。

“那老汉和我父亲一个脾气,俩人好的就像亲兄弟一样。
老汉在牧民里是相当富裕的人,光他自己的羊就有九圈,还有四、五圈的马和牛。”
“一圈羊有多少只啊?”我问。
“那时候的羊圈大。山脚下嘛。用木头架一圈栏杆或者打一圈土墙就可以了。一圈羊有一百只左右呢!
我家从来就没有断过肉。我母亲的精神也慢慢的恢复了,脸色红润了很多。我们和哈萨人的感情是很深厚的。那时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多么简单、多么朴实的一件事情。不像现在,唉。”

“有一件事情我父亲做的不地道。”父停了许久继续说。
“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央派了一个医疗队来到察布查尔,当时对这里的疫情非常的重视,毕竟死的人太多了,
在听说这个病没有了可以回来的消息后,我们就搬回了察布查尔,重新买的宅院,过和以前一样的日子。
那时候我们家也有不少羊,也是交给牧民放养的,所以我父亲每年还会上去两三次,看羊的同时,和哈萨克老朋友聚一聚。
后来很多年后,我也长大了。文革的第一年,那哈萨老汉有一次到家里来,交给我父亲一千块钱。那都是他替别人放羊的钱,都是一块、两块的票,厚厚的一沓,说装在身上不方便,来年准备去苏联的亲戚那里,让我父亲代为保管。”
“是在哈萨克斯坦吧?”我问。
“是,是在哈萨克斯坦。当时还没有解体嘛。
那一年的春节,我父亲醉了好几天。有人到家里来拜年,我父亲喝多了就开始给客人的孩子们发压岁钱,家里人劝他不要动用别人的钱,我父亲还扯着嗓子吼:你们不要管!
后来我父亲也就把这一千块钱折腾完了,不知道做了些什么。
第二年,那老汉真的来了,来取那一千块钱。我父亲嗫嘘了半天说钱丢了,不知怎么找不着了。老汉没有责怪我父亲,和我父亲聊了一些别的。那天,俩人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道别的话。老汉还给我带来一张做的非常精致、漂亮的木头床。第二天就走了。
走的时候,那天我没上学,哦,那时候都不上学了,文化大革命闹的。我看着俩人拥抱、紧紧的握手,我父亲脸色很愧疚。老汉拍我父亲的肩膀,用哈语说:我们是好朋友,保重!”

父沉重的叹了一口气,脸上还有气愤。
“文革闹的家里当时根本就一下拿不出那么多钱。老汉去苏联以后再也没有回来过,不知道现在,还在不在了。
那时候的一千块钱跟现在的几万块一样呵。后来我当镇长以后在整个牧区找过老汉的家人,才知道他出去后把家人也全部接出去了。这个钱,怎么还啊?”
“也许那爷爷早忘了这事了。”我安慰父。
“不能这样说,更不能这样做人。”父突然严肃了。

“说说你和我妈呗。”我想调剂一下气氛。
“呵呵,”果然,父的脸色松弛了。但,听得出思念。
“当时在生产队里我是话最少的人,干活也用心。喜欢我的姑娘很多,有很多人来给我介绍。后来,有人提到了你妈,我有印象的,我就说可以啊,后来介绍人到你外公家去说,你外公一听比我还急,说:快给快给!那小伙子不错,队里就他话少,不和我顶嘴,干的活也细。快把丫头给他!”
“哈!给?”我乐了,好奇的问。
“给就是嫁给我让我娶过来的意思。我结婚那年才19岁呢,你妈还比我大几个月。”
“可这照片上我妈高中毕业就已经19岁了呀?”我拿着母亲高中毕业时的全班合影问。
“是啊,你妈高中毕业那年我们就结婚了。”父从我手中接过去,用手摩挲那已经泛黄的黑白照片。
“那时候不给我们结婚证,我还去革委会吵过架呢。”
我知道革委会,全称应该叫革命委员会,好象等于现在的县委。
“你妈是不是在第一排左边的最边上?穿的格子衬衣,梳俩辫子?”
父失明十多年居然记得近40年前母亲在照片里的位置和衣着!

“你本来有个弟弟的。你妈临产的前一个月,不知道我不在家的时候干了什么家务,夭折了。要不然,我就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多好呵。”
“唉。”父叹了一口气,双手握住手杖,把头低下来。
“有点累了。”父说。
我知道父在思念母亲。父的心里一定很难受。

“晚上我陪您喝一点罢。”我迟疑的说,
“单位就准了七天的假,我明天得回乌鲁木齐了。”
父没有抬头。
“儿子,你已经过三十了。你两个哥哥、两个姐姐都成家有孩子了,你在外面几年才回来一次,你妈也不在了。我今年五十七,赶我六十岁之前成家,行吗?”
泪水突然占据眼睛。


写在母亲去世后的第七十天


2004年元月15日

和父的唯一的一张合影。父开心的整理着衣服,照完后孩子似的追问好不好看。我说好看。

2007年2月11日,父永远的离开了我们。也许此时,在天堂里,父和母亲正在默默的注视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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